媒体披露1983年“严打”内幕：2.4万人被处决

悟道

1983年“严打”时期，湖北松滋县人民法院前满墙的判决布告。资料图片

那是被后世广泛讨论、猜测甚至渲染的一场司法风暴。其影响持续至今，但诸多案件详情仍未解密。

1983年由高层发动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简称：严打。

这场以“从重从快”为办案方针的司法运动，对当时的法律做出了颠覆性改变，并对后来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3年严打发动之际，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称，“严打战役，意义极为深远，就其指导思想、气势、规模和效果等方面来说，是继1950年至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司法风暴，群众运动

那是大案交错的一年。当年2月，“东北二王”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持枪亡命，举国震惊。5月，卓长仁劫民航客机飞逃韩国。此前的北海公园事件、上海控江路事件等，也都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

更深的背景是“文革”后治安形势的恶化。上世纪80年代初，数量庞大的知青返城，大批人成为待业青年，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1978年，全国治安与刑事案件立案53万起，1981年这个数字蹿升至89万起。

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向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当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正式揭开了声势浩大的83严打，运动持续了三年之久。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采取的严打刑事政策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向南都记者分析，“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面临的社会问题几乎与西方国家一样：高犯罪率、公众犯罪恐惧感日趋强烈。在此意义上讲，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汪明亮认为，“严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决定严打与否的不是政权形式，而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条件。”

这是一场群众运动。1983年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称，“要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务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动。”

据人民数据库资料，严打展开后，截至1983年9月23日，全国各地政法机关收到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材料44万多件，已有三万一千多名犯罪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严打能够起到展现国家威严以及安抚公众的作用。该策略之所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主要是对于公众而言，这一严厉谴责与惩罚的过程，具有在面对犯罪与不安全时抒发紧张与维持团结一体感的功能，是一种标准的‘表达式正义’姿态。”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分析。

但严打在短时间内造成的威慑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犯罪规律。据《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一书统计，1983年严打后，1984年、1985年犯罪率下降了，但1986年以后就直线上升。

“严打具有‘速效性’，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生功效，把犯罪势头压下，主要在于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司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引发犯罪发生的各种因素。”汪明亮说，“但严打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严打只能针对严重犯罪，对轻微犯罪不能适用严打手段。”

这是一场司法风暴。《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称，“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严打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判死刑，至今未见公布。目前仅见的公开数字，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的记载。该书提到，1984年10月31日，《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说，在第一战役中，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24000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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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又要发动严打？